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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年，托马斯·潘恩《常识》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斗争的走向。时至今日，常识在西方国家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理念。然而，常识的信仰从何而来，其民粹主义逻辑如何塑造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言自明。

　　美国历史学家索菲娅·罗森菲尔德以流畅的文笔，对跨大西洋启蒙运动和革命时代进行了新的阐述。从17—18世纪的伦敦、阿伯丁、阿姆斯特丹，到试图建立一个常识共和国的费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再到对常识哲学不断讨论与利用的柯尼斯堡和纽约，她的叙述跨越两个大陆和多个世纪，对常识的缘起及其流变进行了新的探究。常识的历史远非常识，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出人意料。

　　何为“常识”？《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一个很简明的解释：“普通的知识，一般的知识。”凭直觉，常识是智力正常的人在世间生存所应该或必须具备的知识或经验。比如：太阳朝升暮落；季节冬尽春来；把手放进沸水会被烫伤；不要在络绎的车流中横穿马路。无论汉语的“常识”还是英语的“common sense”,“常”和“common”都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寻常的、普通的（ordinary）；其二是常见的、为众人所共有的（shared），而且起码表面看来，它是不言而喻、无须证明且持久永恒的。所以“常识”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社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普遍持有的一套不言自明的共同信念。到此为止，如果同意上述定义，会很自然地引出一个现实问题：既然常识是寻常的、共有的、不言自明的，我们会在什么时候讨论常识？想想你上一次想起“常识”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有人跟你说“二加二不等于四”或者你看到有人把手伸进沸水的时候。换句话说，是你觉得某人没有常识的时候，也就是与人辩论的时候。

　　美国历史学家、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沃尔特·H.安嫩伯格（Walter H.Annenberg）讲席教授索菲娅·罗森菲尔德的《常识：一部政治史》，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现代西方政治史上的常识历险记。这里的“西方”是指北大西洋两岸世界，“现代”是指从17世纪末（具体而言，是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至今。我称之为“历险记”，是因为在作者选取的六个时间节点、北大西洋两岸的六B体育app个（或七个，如果把作者一带而过的康德所在的柯尼斯堡也算在内的话）城市，常识每一次都出现在辩论中。辩论的每一方都声称对方缺乏常识，而常识面临危机的世界必定会导致灾难。然而自那时至今，常识从未有过任何消亡的迹象，它一直是各种公共讨论的核心概念和各派的争夺目标，显示出蓬勃而持久的生命力。

　　第一场辩论发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的伦敦。但在此之前，作者用了一些笔墨讨论了常识的“前世”。她指出，常识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名词，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阐述过这个概念，只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常识类似“第六感”，是人类的五种基本感觉之外的“共同的感觉”，主要功能是对比和协调每一种感觉所接收的印象，因而人可以凭借它做出某种最低程度的判断。作者指出，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种“共通感”一直被理解为人类的一种认知官能，是人类完成最基本、最平凡的任务所不可或缺的：识别物体、个人和境遇的特征并对它们加以基本的区分。直到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被认为第一个淘汰了人脑中有实际存在的器官行使共通感职能的过时观念，后来的哲学家纷B体育app纷步其后尘，直到这个观念最终在科学界缓慢消亡。一旦常识不再是一个专业术语，脱离了最前沿的心理学和解剖学，变成用于形容一种没有什么严格定义的认知能力的名词,它的意义就开始扩展了，这正是它进入现代政治史的开端。从这时起，它的内涵不再单单具备认识论意义（寻常的、普通的），也添加了社会意义（常见的、为众人所共有的）。

　　作为历史学家的罗森菲尔德自然没有忘记提供历史背景，阐述常识的现代政治史何以开端于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的伦敦。其一，是城市及其公共讨论空间的发展。除了中心城市及其公共空间（饭馆、酒馆、咖啡馆）的蓬勃发展之B体育app外，英格兰在1690年代废除《许可法案》，出版物种类和数量大增，新闻媒体空前繁荣，海量信息带给人们的冲击想必不亚于互联网之于我们。其二，是言论相对自由之后，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君权或教权的文人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日益壮大，构成了反对当时体制的反对派或“在野党”，以文章、杂志、戏剧等方式抨击教会和政府的腐败，并在此过程中祭出“常识”这面大旗，旨在吸引同样反对教会和政府的大量民众。有趣的是，在第一场大辩论的发生地伦敦，常识作为一种观念和宣传口号,本是为了在前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和政治革命之后终止冲突、促进共识，却反而产生了一种争相定义和代表常识的竞争局面。换句话说，从它的现代史之初，本该在冲突中力挽狂澜的常识，变成了为各种新型冲突推波助澜的工具。另一个有趣的要点是，常识最终发展成为反智的民粹主义的核心观念，而它的发明者却是知识分子。

　　第二章转向了苏格兰的阿伯丁，时间是18世纪中期，讨论了詹姆斯·贝蒂和托马斯·里德等人的常识哲学。这里进行的是一场全然不同的辩论，贝蒂和里德等保守的苏格兰长老会知识分子利用常识反对的，是当时成功侵蚀了各大城市、在他们看来令人担忧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趋势。罗森菲尔德认为，这些阿伯丁知识分子为常识的发展做出了三大重要贡献：常识的普遍性让普通人的判断变得十分重要；常识可以作为认知基础促进社群共同意识；常识可以被用作抨击对手的工具。第三场辩论发生在同一时期的阿姆斯特丹。当贝蒂等常识哲学家们捍卫“上帝安坐于天庭”的常识时，远在言论相对自由的欧陆城市阿姆斯特丹，一群桀骜不驯的激进流亡作家却在动用常识（或与其对应的法文词语“良知”）反对天主教会，在他们看来，没有受过基督教思维荼毒和污染的“野蛮人”才是良知的天然拥有者和守护者。

　　第四场辩论是我们（貌似）熟悉的故事，在大西洋的另一侧，1776年的费城，常识迎来了它在现代史上的高光时刻。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咄咄逼人、掷地有声地为北美的独立与共和制辩护，据称，这部位居“深刻影响美国历史的书籍之首”的小册子把“英国国王和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自那时以来的将近两个半世纪，用本书作者的话说，“那个故事的主体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词滥调”，或者说它创造的神话已经被我们内化成了历史常识。罗森菲尔德教授细读和分析了潘恩的这本小册子，指出除标题之外，整本小册子中只有三处提到“常识”一词，而且就连这个标题也不是潘恩的原创，是费城医生本杰明·拉什把潘恩原来的标题“实话”改成了“常识”。罗森菲尔德指出，受苏格兰常识哲学家和欧陆激进的良知启蒙思想家的双重影响，潘恩绝妙地运用常识这个谦卑的、模棱两可的观念，呼吁将“常识”既作为基本原理，也作为他希望灌输的、当时十分激进的政治情绪（独立、共和）的名称，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毕竟无论独立还是共和，在当时都绝非“不言而喻的真理”。潘恩发明的另一个神话，也是他对现代政治史上的常识民主或常识民粹主义所做的另一大贡献，是“始于常识的政府形式是拥有常识的，这个神话在后来的现代民主政治中显现出很长的生命力”。

　　第五章来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巴黎，常识的故事再度反转。在同样主张共和制，并深受美国独立战争影响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常识却未能像在美国那样成功地为共和革命辩护，相反，在这里发生的大辩论中，常识被反革命者握在了手中。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声称拥有常识来获得己方“民众”认同和支持的民粹主义传统早已建立，无论哪一派的常识写手们都已深谙其道：那些远离庙堂而只拥有初级的逻辑、民间智慧和日常生活经验与洞察力的人，最是充满智慧。于是在巴黎撰写反革命、天主教和保王派小册子的作者们发现，进行一种同样类型的角色反转，让平庸甚至不善言辞、没有文化、出身低微的农村居民（如“迪歇纳大娘”）代表真正的法国人民的（反革命的）良知出现在出身地位高于他的人面前，有一种新的魔力。

　　第六章探讨了现代世界，从康德的柯尼斯堡到达达主义的苏黎世再到汉娜·阿伦特的纽约。罗森菲尔德在这里（不无争议地）强调，康德坚持使用这个词的拉丁语“共通感”，并强调共通感聚焦的是对美的判断和欣赏。它只能在参与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时才能被激活，与真理或道德感情的决策没有关系。然而远在东普鲁士大学城里的康德毕竟没能守住界限，常识的损害已成定局。接着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以呼唤常识、将其作为概念工具的民粹主义在整个19世纪的发展，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硝烟散去，被称为“达达”的艺术和文学运动就诞生于幻灭和对现代世界现状的愤怒。不过达达运动的艺术家和作家们没有提议退出大众政治,进入康德和席勒的私人的、主观的甚或审美的共通感中，而是积极追求一种另类的道路。他们倡导极力混淆艺术与政治的边界,共同努力摧毁主流文化的规则、价值和语言，直接消解公共政治领域包括“常识”在内的一切“知识”或“见识”。这种消解没能挡住历史的滚滚车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身在纽约的汉娜·阿伦特一直致力于研究极权主义的灾难何以发生，或者说，民主为什么失败了？阿伦特认为根本原因是未能在民众中培育常识，也就是说，个人丧失了那种可以把他们聚拢在一起、使他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隔的公共生活。阿伦特向18世纪的新英格兰镇民大会致敬，在那些制度中，市民可以聚集在一处探讨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人民的声音”可以得到公正、充分、和平的表达、讨论。罗森菲尔德最后指出，在汉娜·阿伦特职业生涯的晚期，她反复提及常识的概念和理想，“为她的读者提供了一种参与式民主的愿景，在那种民主制度中，普通人的常识的确能够成就奇迹”。

　　这样一部历时三个多世纪的“常识历险记”，涉及的概念、定义、思想、事件、历史人物和政治派别数不胜数，更不用说海量的文献信息。作为一本严肃而迷人的学术著作，书名“常识”可以说有极大的欺骗性，正如这个概念本身，貌似璞玉浑金、朴素寻常，事实上却变化莫测、不可捉摸。我们看到的，是当世界逐渐摆脱教权和王权，人们如何用常识作为新的、最低水平的认识论权威，塑造出一部民粹主义发展史。索菲娅·罗森菲尔德教授在多次访谈和讲座中提到，民粹主义不是一套固定的信条和信念，而是一种修辞、一套词汇和一种劝信方式，它诉诸普通民众（与高高在上的权威相对）古老的、朴素的、简单的、永恒的智慧（想想“让美国再次伟大！”）；自进入公共政治领域以来，它也从来不独属于任何群体，而是可以广泛地为政治光谱的任何一翼所用，最终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面向。回到它的核心概念“常识”，在任何公共空间，常识从来都既不寻常，也非共识，更不永恒。这本书最后归结到汉娜·阿伦特的常识愿景，那也是索菲娅·罗森菲尔德教授本人对未来的希望。她在多次访谈中指出，生活在“后真相时代”，我们除了关注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和常识之外，还应该从学校教育抓起，告诉孩子们如何从海量信息中拒绝盲从，分辨真相。

　　1776年，托马斯·潘恩《常识》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斗争的走向。时至今日，常识在西方国家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理念。然而，常识的信仰从何而来，其民粹主义逻辑如何塑造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言自明。

　　美国历史学家索菲娅·罗森菲尔德以流畅的文笔，对跨大西洋启蒙运动和革命时代进行了新的阐述。从17—18世纪的伦敦、阿伯丁、阿姆斯特丹，到试图建立一个常识共和国的费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再到对常识哲学不断讨论与利用的柯尼斯堡和纽约，她的叙述跨越两个大陆和多个世纪，对常识的缘起及其流变进行了新的探究。常识的历史远非常识，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出人意料。

　　[美]索菲·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沃尔特·H. 安嫩伯格讲席教授、历史系主任，研究方向包括启蒙运动、大西洋两岸的革命时代（尤其关注法国），以及18世纪对现代民主的影响。著有The Problem of Sign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和 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 等。其论文曾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近代史杂志》《法国历史研究》《威廉与玛丽季刊》等一流学术期刊上。2022年，她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北半球国家与文化克鲁格讲席学者”，并被法国政府授予学术届棕榈叶军官勋章。

　　马睿，文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拥有20多年专业翻译经验，曾长期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担任译员和术语编辑，在翻译技术和术语标准化国际合作中担任重要的协调角色。有多部中英文译著出版，目前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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