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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 年，一位观察家说，在乌尔姆（Ulm）的旅店能听到比教堂更好的布道。但愿我们在互联网这座庞大的旅店里，能用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耳朵，听到新世代的启示。

　　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叫《哈姆雷特的黑莓》的书，书中把莎翁虚构的角色哈姆雷特端了出来，同时提到一样年代久远的工具——哈姆雷特的「桌板」（writing table）。任作者如何详尽地描述这样工具，你可能还是需要找一个现实中的相似对应物来辅佐理解，当被告知「桌板」就相当于现时我们使用的黑莓手机，便携可记录，除了立即反应过来，你也许还会饶有兴趣地思考旧物与新物之间更深的联系。

　　在《社交媒体 2000 年》中，作者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经济学人》杂志的数字编辑）试图从古罗马的纸信，到 16 至 18 世纪起到舆论导向作用的小册子，再到反社交媒体本质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最后到互联网，来共同探讨社交媒体的演进历史，并基于历史对未来进行一些颇有创见的思考和预测。作者也运用他「将历史与现实的争论联系起来并激荡出新知」的能力，给出了很多诸如上述的巧妙「对应」：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切给人以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用今天互联网的行话说，西塞罗（一位古罗马政治家）参加的是一个「社交媒体」系统：在这个社交媒体环境中，信息沿社会关系网在人们当中流传，四面八方的人参加一场讨论，组成分散的群体。罗马人靠莎草纸卷和信使传递信息，今天的几亿人利用脸书、推特、博客和其他的互联网工具，联系起来快得多，也容易得多。所用的技术很不一样，但这两种相隔两千年的社交媒体在基础结构和发展态势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双向的交谈环境，信息沿社交关系网从一个人横向传给另一个人，而不是由一个非人的中心来源纵向传播。

　　Facebook 和它之前的社交网站一样，让用户浏览朋友的朋友的名单，往各自的个人资料页上张贴信息（脸书的行话把个人资料页称为「墙」），并通过张贴情况更新来报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再让我们穿越回久远年代——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后被掩埋了许多个世纪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这两座城市依然保存了古罗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灰泥墙和墙上的涂鸦。其中，在庞贝这座人口一两万的城市中，墙上留了 1.1 万条以上的涂鸦，包括一些用大字写成的支持候选人的政治口号、俏皮话、格言警句还有和性有关的吹嘘和淫秽的笑话。

　　在当时，口授和互送信件，分享书面新闻，读到最新发表的书籍，这一切都要求拥有专门技能的奴隶，于是也仅限于罗马的精英阶层。而老百姓则使用着上述的另一种媒体——涂鸦，因为「墙」对于任何人都是开放的。

　　除了以上的对应，在这本书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用来写信的平面蜡板就像是 iPad，如同现在的网络简语的古时写信的缩略语（SPD，表「多多致意」），报纸的发端是被称为「行为录」的公报，《每日纪事》则很像现在供读者自行定制的聚合阅读应用，而那个帮雇主筛选信息的人自然就对应为「编辑」等等。

　　其实，就刚才你执行的动作也可以找到古时的参照：你自上而下滚动看完了这段文字，而古时的人们是自右向左滚动卷轴阅读。

　　而接下来的几位历史人物，我们则可以妄自给他们扣上「自媒体大 V」 的名号：

　　汤姆·斯丹迪奇认为马丁·路德可以被认为是社交媒体的先驱，借着 15 世纪末逐渐成熟起来的印刷技术的东风，1517 年路德针对教会向公众出售赎罪券一事，写出了《九十五论纲》，印成了小册子流通于学术圈乃至更大范围，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骚动。路德在教会和社会反对人士的相持过程中又及时地写出了一系列的小册子，以继续解放人们的思想，加之印刷商快速地复制大量副本，路德的小册子通过分享、推荐、翻印的非正式系统（作者本人并没参与）越播越远，直到让人们「意见同步化」，宗教改革也顺利完成了。

　　像 16 世纪路德的小册子一样，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也成了表达舆论、实现舆论同步的手段。《常识》出版之际，正值美国打算就 13 个殖民地保守地与不列颠和解之时。那时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读过这本小册子，一位叫拉姆齐的医生在 1789 年出版的《美国革命史》中宣称：「在实现美国的独立中，笔与印刷机和剑同样功不可没」。

　　我们可以得出，除却这些人的卓越才能，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通过相关的抄写传递（转发加上评论）扩散给更多人的。就连市民津津乐道的英国王室的宫闱秘事，也是如此。

　　但是，在社交媒体演进的历史中，作者认为也出现了一段反常态的时期——主流的社交媒体一直是分散的，去中心化的。直到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兴起的 100 多年间，全球的社交媒体才进入了中心化的状态：

　　在书写发明后的头 15 个世纪中，只有精英阶层的少数人才掌握了书写这一技能，因为实在费时费钱。应运而生的抄写人阶层如同能接触神明的祭司一样，是唯一掌握信息的人。

　　而在 19 世纪，报刊开始为了争夺读者和利润，走上了批量生产和集中化的道路，报上甚至有捏造的内容和俗不可耐的广告，记者文章占报纸内容比例也升至将近一半。这些报社就这样，发展成集中化的媒体，只单向地给予人们内容；而电报的出现，虽可以克服地理的限制，但只存在于小团体之间的使用，实际上也大大集中并同化了信息的流动；到了 20 世纪初，无线电这一传播媒介开始得到人们的追捧，直到几千台无线电机一拥而上，完全放任自流的坏处也就显露了出来——大大干扰了正确信息的传播。泰坦尼克号的遇难，无线电的干扰似乎也脱不了干系。

　　可是，无线电在战后却逐渐演变成高度集中的单向广播媒体，尤其是德国政府，无线电台简直变成了政治附庸，全体的德国人民用着生产的「人民收音机」聆听元首的声音，在任何公共场合，无休无止，避无可避。

　　后来，电视的出现了。而美国媒体理论家尼尔·波兹曼在他 1985 年出版的《娱乐致死》里，把当时的情形比做《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情形，小说中的人们不仅受到专制政府的压迫，还受困于他们自己对于娱乐的痴迷。

　　在这个阶段，「单向、集中、广播」媒体表现形式压倒了「双向、系统、社会化传递」的传统，信息中心源也只是少数人，而大众只能是内容的被动接受者，脆弱的公共领域也分崩离析了。这里提到的「少数人」和那些「抄写人阶层」本质上是一样的。

　　然而，现在我们应该庆幸。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可以说是对那些「真正老的媒体」（比如那面布满涂鸦的墙）的复兴。现在的新媒体看似是进化，但其实只能说是换种方式回归。

　　但我们好像又在过分担忧开放的互联网会使我们变蠢，这里列出书中的一个观点来与之「对应」：

　　咖啡馆这种场所在 17 世纪从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后就很受欢迎，很快成了重要的聚会场所和信息交流的中心。咖啡馆的气氛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交谈，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完全被抛在一边。咖啡馆作为当时英国伦敦学术探讨的重要空间，也因此推动了科学学术期刊的出现。期刊向读者介绍新近出版的文献、论文，概括科学作品的内容总结及书评，这些旨在应付印刷术普及后带来的知识过载，适应咖啡馆受众的需要。

　　但随即就有人忧心咖啡馆是不是让人变蠢了——人们不再苦干，每天都把时间花在「闲聊」上。但作者列举了几个事例，旨在说明人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知识性问题是毫无疑问的：现代科学的奠基之作，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原理》起源于咖啡馆；《国富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亚当斯密在大英咖啡馆里写成的，这家咖啡馆是他在伦敦的基地和通信地址。

　　17 世纪欧洲都市的咖啡馆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交媒体，这与当今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存在足够的共同之处，包括增进单一的社交环境所无法实现的多元性社交联系，促成观点的扩散、交流并形成内在的提升、评价机制，促进独立思考，当然，因为任何人都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言。对媒体该施行的管制和宽限的权衡，一直还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整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汤姆·斯丹迪奇对现在人们花很多时间在互联网上持有乐观态度——就像苏格拉底抱怨讨论比书写更激发智慧，和众人担忧在咖啡馆的闲聊会让人变蠢一样，我们在这方面的过度担心也许是多余的。

　　1523 年，一位观察家说，在乌尔姆（Ulm）的旅店能听到比教堂更好的布道。但愿我们在互联网这座庞大的旅店里，能用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耳朵，听到新世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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