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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56岁,工作经验7-8年,做事麻利人勤快,做住家阿姨照顾老人都可以……”
“母亲51岁,年轻时做过小学老师,退休后在单位煮饭,会开车,做事细心……”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帮父母找工作的“求职帖”。评论区里,有网友排队帮爸妈找工作,有人主动提供岗位,更有人分享父母失业后的焦虑心情。在年轻人普遍渴望提前退休的时候,父母辈在即将退休的年龄,仍然渴望工作机会。
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务农,就是到工地、工厂做简单的体力劳动,“能吃苦”是他们最常强调的优点。四五十岁的年纪,明明还觉得自己身强力壮,什么都能做,但却没有用人单位愿意要。
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或许还没解决,父母已经提前失业。帮父母找工作的子女们,正面临就业与养老的双重压力。
52岁的母亲在广东梅州老家,做了大半辈子水泥工,每天搅拌水泥、弄水泥灰给师傅砌砖。李陌见过母亲工作的场景,“那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地方”。
父亲在村里做建筑工,负责给屋子刮大白,“经常干到气喘”。忙到61岁时,父亲到了退休的年纪,便不想再做,但他现在却仍拿不到养老金。
在农村,为了保障农民养老,政府推行新农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根据规定,参保人需要在60岁之前交满15年保险费才能领取养老金。针对在本地交养老保险不满15年的人员,可以补交,根据缴费档次,决定未来能领取的养老金金额。
五六年前,李陌父母才开始考虑养老问题。“他们前几年的养老保险已经补完了,但还要继续交”,李陌说,补交费用从过去的每月五百多,涨到了七八百。父亲只需再补一年,就能领到养老金,而母亲则还要工作八年。
养老金能否养活自己,也是很多老人担心的问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在2022年提到,农民实际发放的养老金水平为每月平均188元,只相当于城镇职工3577元的5.26%。对老人来说,这些钱连维持基本生活都勉强,更没有抵抗风险的能力。
所剩不多的积蓄、补交保险的压力,以及尚未结婚的弟弟,成了压在李陌母亲心上的三座大山。几乎从未出过农村的母亲,第一次有了外出打工的念头。今年四月,她去东莞找李陌,想让女儿帮忙找份工作。
很多久居农村的父母,决心外出闯荡的思想启蒙,往往都来源于自己的子女。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提到,中国有近1800万老人离开家乡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袁小昭的父母也是如此。
七八年前,袁小昭读大学后发现,“出来上班比在家种地轻松”,她把这一消息告诉父母,很快两人便抛下家里的农活,跟随女儿来到了湖北,父亲去工地搬砖,母亲在饭店做服务员,收入是过去种地的好几倍。
“在老家种地收入很少的,微乎其微”,饶城告诉记者,他们家有七亩地,主要用来种植玉米和小麦,玉米一年收获三吨左右,放在市场上“只能卖几千块钱”,加上小麦的收成,一年能挣一万五。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的身体状况越来越难适应繁重的农活。母亲不能背重物,否则就会一直咳嗽,严重时还能咳出血。54岁的父亲,虽然没有重大疾病,“但也基本上不能干重活”。
饶城说,家里除了种地,还会养猪,一家能养十头左右。好的时候一头猪能卖两三千,但最近几年,村里禁止私自养猪贩卖,“这条收入来源也被切断了”。
饶城妹妹上大学后,父亲开始外出打工,在无锡的一家塑料厂做一线普工,包吃住,每月能拿6000多块钱。一年下来,工资是过去种地的三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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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活干,偶尔做些零工,但也都不固定,“很多雇主觉得我爸体力不行,基本上就没有再要他的了”。父亲经常给子女发消息抱怨,感受到压力后,饶城和弟弟妹妹一起帮忙找工作,工作地点从上海找到无锡,却都杳无音信。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老人数量逐渐增多,也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了。
根据智联招聘《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2021年50岁及以上求职者同比增速明显快于更年轻的群体。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2年,在该平台上活跃的55岁以上求职者数量同比上涨27%。
2022年8月,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上线了“中国老年人才网”,专门帮助解决老年人就业问题。但距今为止,该网站共有107条招聘信息,其中不限学历的岗位共计28条,抛去顾问、销售等需要一定技术门槛的,真正适合文化层次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所剩无几。
更多老人只能通过社交平台或线下途径寻找工作机会。但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普遍缺少刷招聘网站、投简历等基本技能,很多人不识字,不会普通话,甚至无法和招聘者顺畅交流。父母们想在城里找工作,只能寻求子女的帮助。
饶城曾带着父亲应聘一家养老院的护工,从投简历到协商面试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沟通,“要是我爸跟聊,讲的话人家根本就听不懂”。等到了面试环节,父亲还是被拒绝了。父亲不会说普通话,更不认字,这让他在求职时屡屡碰壁。
为此,饶城和妹妹教了父亲好几个月识字写字,一笔一划教如何写自己的名字,还教基础拼音,但都收效甚微,“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对他来说太难了”。
李陌母亲曾想做家政,正规的家政人员需要通过中介或家政公司寻找雇主。母亲找到家政公司后,对方要求她先交钱培训,再持证上岗,培训费在3000元到7000元不等,如果有相关工作经验,可以直接花钱买证。得到证书后,家政公司再帮忙推荐雇主。
李陌透露,公司要求员工每次上岗,不管雇主是否满意、做得是否合适,都要缴纳500元的上岗费,“感觉水很深”,李陌害怕母亲上当受骗,只好放弃。
除了家政,母亲还想过做保洁,工资两三千,“比之前在老家的工资少”。现在母亲打算回村里,继续做水泥工,但女儿很担心,“她有高血压和腰间盘突出,如果再做的话,身体会受不了”。
与此同时,老年人从事的底层工作大多没有权益保障。据媒体报道,46.38%的低龄老人再就业时没有签订任何协议或合同,更没有五险一金,这意味着,他们在工作中将无处维权。
今年四月,饶城父亲在一家化工公司工作,每天要接触大量化学用品,公司却没有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工作一段时间后,饶城父亲频繁在家中晕倒,皮肤多处也出现了红色斑点。
起初看到父亲晕倒,母亲误以为是低血糖,并没过多注意。直到学医的女儿察觉异样后,才让哥哥连忙带去医院检查,医生确诊后认为,父亲因工厂化学气体患上了淋巴结节。
饶城本想以工伤名义向企业索赔,但领导不仅不承认,还立刻开除了父亲。现在,父亲要去更大的三甲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无法工作。接下来,饶城只能通过劳动仲裁,继续替父亲维权。
然而,最终能否认定为工伤,还要看饶城父亲与用人单位之间属于哪种劳动关系、有无签署相关合同、工资如何发放、有无购买工伤保险等,才可以判定。但事实上,很多老人在入职时签的合同都很简单,并无明确表明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他们会被随意辞退,即便工作中出现意外,也没有任何保障。
当年轻的儿女们介入父母辈的人生困境后,同样也在担心,现在的他们,或许就是未来的自己。
饶城不愿像父母一样,一直靠打零工为生。四个月前,他主动辞去了外卖员的工作,觉得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薪酬也不是很固定”,希望能找到一份可以维系家庭的稳定工作。
但当他投简历的时候才发现,28岁的自己,已然成了招聘市场里的“大龄青年”。他求职的主要方向是咖啡师或者甜点师,想在工作中学些技术,以后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可连续几个月,他在求职网站上投的上百份简历,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现在都不太容易找到工作了”。
饶城透露,不论是咖啡店还是奶茶店,餐饮行业招聘员工的年龄范围都在18岁到30岁左右,稍好一点的连锁餐饮企业,招聘全职服务员都只要应届毕业生,他马上接近30岁,这意味着“自己以后可能连服务员的工作也找不到了”,他感受到了年龄的压力。
父亲工伤卧病在床后,饶城一边忙着为父亲维权,一边为面试做准备,原本跟女友商定的结婚日期,也只好延后几年。对方虽然没说什么,但他觉得自己家庭条件比较差,未来能不能步入结婚阶段很难说,“现在全家都很焦虑”。
父母渴望工作,可能是出于现实的经济压力,也可能是陷入了一种“停不下来”的惯性中。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46.7%老年人重返就业市场为寻求个人和社会价值;34.3%求职者通过再就业补贴家用、增加收入来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袁小昭告诉记者,以她现在的能力,足以照料父母基础的衣食住行,即便回老家,他们也能靠种地养活自己。但父母这一代人养老焦虑尤为严重,总担心日子过不下去,只能通过不断透支体力,来换取安全感。
之前母亲做服务员的时候,早上九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全程必须站着,不能坐下,“我觉得这种就很不合理”,袁小昭不满意这份工作,劝母亲辞职。但在五六年间,母亲辗转于多家餐饮店,工作强度几乎都是如此,“找工作不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很难”。
她觉得,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没有一技之长,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形势,自然面临被社会淘汰的问题,“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我们一直在学习,不停接触新的社会,所以社会的接受度也会高一些”,即便失业,她的专业能力也不至于让她在就业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如今,袁小昭还在各个平台发帖求助,希望能帮母亲找到工作,考虑到母亲手肘曾因过度劳碌做过手术,她想帮母亲找一个较为轻松的工作,“即便赚不到很多钱,至少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要好一点”。
如果实在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袁小昭也早早替母亲想好了退路,“等我结婚之后,让我妈帮忙带小孩,每个月给她一笔钱,这样她就不会太焦虑”。